东山关帝庙文化功能再探：走进戍卫耕劳的日常

关帝文化产业园风动石前唱响(chàngxiǎng)渔歌。 东山铜陵关帝庙俗称“东山关帝庙”，2022年7月(yuè)被(bèi)中国侨联授牌(shòupái)“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”，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”，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关帝庙。东山关帝庙建于东南(dōngnán)所城，绾连(lián)海峡两岸，辐射东南亚，自元明至当代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。 东山关帝崇拜，追溯到唐总章三年(sānnián)（670年），陈政、陈元光开拓闽南，关公香火随军奉祀并传入铜山，东山人拜祀(rénbàisì)关帝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江夏(jiāngxià)侯周德兴建铜山卫所用以抗倭，刻关公像祀之(zhī)。 清代东山关帝庙列入(lièrù)官方祀典的(de)记载颇晚。根据碑刻史料，清道光二年至道光四年（1822—1824年），东山关帝庙历时(lìshí)两年的重修，是由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捐俸提倡的，东山的官、军、绅、士、商、旅各界人士捐金参与。《重修武庙记》中有(zhōngyǒu)申明“武庙”之意：“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”“德必崇而功必报”“兹列朝之享祀频仍，昭代(zhāodài)之追封独懋，武庙之制(zhīzhì)所由广颁也”。由此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东山关帝庙获得了(le)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推崇。 《乾隆铜山志》记载东山的另一座关帝庙为“兵营关帝庙”，即五里亭关帝庙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东山关帝庙二十世(shì)住持僧空提(kōngtí)曾予以重建。空提和尚还于道光二十六年(èrshíliùnián)（1846年）兴建(xīngjiàn)铜陵(tónglíng)翠云宫，安祀(ānsì)东山出戍台湾殉难班兵灵位于“义勇祠”，并祀奉戍台班兵家眷吴氏碧娘“四命妈”，对于安抚烈士亡魂、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(zhòngyào)意义。1940年，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“东山抗战阵亡烈士陵园”，其香火移奉于赤涂窟关帝庙。赤涂窟关帝庙也称“衙顶关帝庙”，坐落在(zài)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。 漳州地区的其他关帝庙，有的也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。据《乾隆铜山志》载，“长泰瓷窑庙”和“云霄下港庙”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(qǐng)去香火，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(yǔ)清康熙年间(niánjiān)迁界有关。东山关帝庙的武庙功能和官方祀典有着(yǒuzhe)深厚的民间基础(jīchǔ)，与旁边的崇文书院，一为“武庙”，一为“文庙”，凝聚了东山人“崇文尚武”的理想追求。 在(zài)现存众多关帝庙中，东山关帝庙所体现的海峡同缘文化内涵丰富。可(kě)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—— 朝代(cháodài)更替 官祀不变。明郑时期，台湾(táiwān)建有多处关帝庙。据《康熙(kāngxī)台湾县志》卷九《杂记志·寺庙》统计，清朝台湾早期兴建的关帝庙有西定坊大关帝庙、小关帝庙及宁南坊关帝庙、永康里关帝庙、长兴里关帝庙、保大东里关帝庙、澎湖关帝庙等。其中，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(níngjìngwáng)所书匾额“古今(gǔjīn)一人”。宁靖王即朱术桂，连横(liánhéng)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(èrshíjiǔ)有传称“十八年春三月，经奉术桂渡台，筑宫西定坊，供岁禄”，民间有“宁靖王奉像入台南”的故事，认为是郑经从铜山(tóngshān)携宁靖王等南明宗室撤至台湾。 大关帝庙在明郑时期(shíqī)具有官祀性质，在清朝也多次为朝廷官员所重建，“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，台厦(táishà)道王效宗修。五十五年(wǔshíwǔnián)（1716年），台厦道陈瑸重修。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里人鸠众(zhòng)改建”。 东山班兵(bīng) 崇祀军营。汪毅夫《清代班兵制与澎湖的“铜山兵”——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详细论述了(le)铜山兵戍守澎湖的历史。据林豪(jùlínháo)《澎湖厅志(tīngzhì)》（1893年）记载，早在明朝万历年间，为了防倭，铜山兵便开始参与(cānyù)澎湖的军防。清康熙年间，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后，考虑到对(duì)台湾的治理和控制(kòngzhì)需要便建立班兵制，从大陆派遣官兵到台湾驻防，“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，三年一换”。 清代戍守澎湖(pēnghú)的班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提标、海坛镇标(zhènbiāo)、金门镇标、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营。按照规定，三年期满，由原营派(pài)同额兵丁(bīngdīng)前往替换，“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，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、澎湖之间。东山、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(chángzhù)地”。后来，清朝又准许年满四十而无子嗣的班兵可以(kěyǐ)带家眷随军，允许班兵就地娶亲。这样，许多退役班兵也与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。 戍台班兵来自福建各地，籍贯以铜山、泉州晋江、南安、惠安和福州居多。日据初期(chūqī)，澎湖妈宫市区自称“铜山人(rén)”的居民就有140户共计770人，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(zuǒyòu)。不论是在东山(dōngshān)还是在澎湖，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精神上的慰藉。 东山“帝祖” 台湾“恩主”。关帝崇拜由(yóu)福建过台湾，漳泉二地的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。江日升《公立关永茂(guānyǒngmào)碑记》记载东山乡民在迁界之后以关帝后裔为名(wèimíng)，独立(dúlì)户名造册一事(yīshì)。此时，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“帝祖”之实。至今东山百姓凡(fán)乔迁新居或是子孙成婚自立门户，必由长辈舅父或内兄弟赠送“帝祖”神像并颂联一套，俗称“母舅联”，悬挂于大厅(dàtīng)中堂，承传敬帝祀祖的家风，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、家业兴旺。 台湾的关帝有各种称名，如协天(rúxiétiān)大帝、文衡圣帝、关圣帝君、翊汉天尊、关帝爷、山西夫子、恩主公等，其中“恩主”的名称与“帝祖”一样(yīyàng)，反映了儒家思想(rújiāsīxiǎng)在信俗中的投射。 东山关帝庙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独特性，随着遥远的历史(lìshǐ)烽烟而来，走进了(le)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，东山流传的《龙船歌》至今还在传唱(chuánchàng)“三月上巳过清明，关公送嫂去寻兄，过了五关斩六将，又斩蔡阳入古城”。民俗与信俗的互动影响，使得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(yǒnghéng)的生命活力(huólì)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(yánjiū)中心）